《麽些人的生活》手稿影印版序[1]
这本民族学前辈吴泽霖教授（1898-1990）5万字手稿《麽些人的生活》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2015年推出《先生还在身边—民大名师纪念展》开展时，吴泽霖先生的二女儿吴安伦和女婿吕致君先生专程托人从武汉家中带来借展的。手稿有装订但没有系年没有参考书难于“断代”，很像藏系佛教“伏藏”重光。只有红格竖排每页十列的稿纸，蝇头小楷旁出洋文的写法，讲到纳西语时提到罗常培（莘田）先生，还有离文言不远的白话风格，透露出满满的“民国范儿”。
馆长张铭心教授曾在故宫博物院浸淫文物多年，拥有东洋文学博士学位。他见手稿内容完整品相完好，心知因缘殊胜弥足珍贵，在征求家属的同意后，决定出个影印版纪念吴先生跟本校的缘份，并嘱海洋写序简述背景和意义。
海洋遭逢“文化大革命”入道也晚，无缘亲炙吴泽霖先生教诲，但有师生名分责无旁贷：回想1981年秋季全国高校《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目录》，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专业的导师团队格外抢眼：吴文藻、吴泽霖、林耀华、金天明四位教授合招四名学生。但龙平平、关学君、钠日碧力戈及海洋转年秋天入学时，吴先生已去中南民族学院一展长才主持新建的民族学博物馆。四兄弟为此曾有憾意。
1985年初夏，龙平平跟海洋交上硕士论文初稿等待答辩时玩儿心大起，贸然答应市民委沙之源主任推荐，去给考察贵州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全国政协民族组领导当随员，行前且没敢跟导师请假。归来果然遭到林、金两先生轮番怒斥。那次行程某晚在贵阳花溪宾馆，正赶上吴先生从昆明主持方国瑜、江应梁接力合带的林超民博士论文答辩归来用餐。省教育厅民族处的杨处长（侗族）听说我俩跟吴先生的师生名份，便慨然引我们到邻座拜师。但见吴先生中等身材着米色中山装，身板挺直精神矍铄，圆头红脸慈眉善目，嗓音宏亮或因戴助听器。海洋两人当时只顾聆训感叹先生87岁高龄壮健，全不知他还有着异乎寻常的生命阅历。
三十年后信息爆炸吴先生的手稿重光。他的身世地位、跟本校的缘分终于露出冰山一角：首先按年齿，他仅比学科奠基人李济（1896-1979）、徐益棠（1896-1953）两先生小两岁而居第三；再按清华年班，他又名列潘光旦（1899-1966）、吴文藻（1901-1985）之前而居第二。李济先生是1911年清华学堂首批学童，1918年赴美，四年拿齐三级学位且有文章深得哲学大师罗素赏识，1922回国做殷墟考古；1948年解送故宫文物赴台滞留，生前曾两度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
潘光旦先生1913年入清华，1922年赴美攻取生物学心理学一个学士两个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执教于东吴（教会）、光华（私立）等大学，1934年蒙梅贻琦校长召回母校倚为教务长，1956年为土家族识别知识贡献最大且因此受累。
吴文藻先生1917年入清华，1923-28赴美攻取达特茅斯学士、哥伦比亚博士学位且获哥大“近十年最优秀留学生奖”；1929年他随师母冰心就聘燕京大学，开创边疆民族研究社会学派，影响大西南和新中国民族学至今。1938年，他在云南大学主张边疆民族权益遭教育部挤兑；1940年乃随师母冰心转赴重庆就任国防委员会参事、蒙藏委员会委员、边政研究会理事并主持《边政公论》;1946年任盟国占领日本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政治组长兼顾问；1951年回国到中央民族学院汇合燕京社会学民族学团队主持世界民族研究室、编审中国边疆和多本世界史译稿，特别负责审订《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民族领域的词条。
吴泽霖先生考入清华（1913）和赴美留学（1922）均与潘先生同年（其间潘因踢球伤腿休学一年；吴因声援邻校教授索薪“同情罢考”领罚一年）。1922-27年，他在威斯康星、密苏里、俄亥俄三所大学主修社会学副修人类学，五年拿齐三级学位，再取道欧洲考察英、法、德、意，然后回国在扬州中学教心理学半年，1928年就聘私立大夏大学（上海）教授出掌社会学系。[2]此后他扎根大夏不顾母校清华和名校燕京礼聘，仞始苏州河“船户”（疍民）研究，发表“积极的边疆政策”，出任文学院长兼教务长，并且跟孙本文、陈达等前辈联手创办东南和中国两个社会学会；1937年春，他邀请“西南夷族代表团”女土司高玉柱讲演，吁请南京政府承认南方民族权益；又配合战备考察“京（宁）滇公路”；同年8.13淞沪战败，吴先生随“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内迁贵阳花溪，奠定贵州大学根基；次年率学科新锐陈国钧（1915-？）、岑家梧（1912-66）创办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带出贵州民族研究团队，推出《社会旬刊》、《贵州苗夷研究丛刊》、《大夏研究部乙种丛刊》、《苗胞影荟》等书刊，还亲身考察贵州苗夷语言民俗情况，重点研究过黔东南清水江、黔西南北盘江流域苗、水、布依民族文物文献；
1939年日机轰炸贵阳殃及吴宅间接导致师母病逝。吴先生1941年辞去夏大职务出掌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推动应用研究两项：一是1942年暑期主持创建战时云南“边胞服务站”建设，其中第一站就设在丽江并指导多个学生团队到各县做教育医疗服务兼事调查；二是1943年主持战时昆明译员训练班，培养3000多名中英文翻译。眼前这部手稿因而应成于1943-44年（后详）。[3]
吴先生且对民族文物文献情有独钟，所到之处都有收集展示，所在机构都创办文物室为博物馆雏形。1946年清华北返开办人类学系。吴先生是系主任兼教务长，费孝通副之。[4]他与潘光旦、费孝通共同收集了台湾少数民族文物。1951年新中国高校院系调整，吴先生与潘、费同来本校并携来清华文物室的台湾高山族精致木雕。吴先生此时任职颇多：包括本校研究部文物室主任兼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组长；中央民族访问团贵州团副兼民族识别专家；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兼民族文物馆长（1953-58）；中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兼南开大学教授（1956）；还曾给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员讲授民族文物课（1956）。1957年3月，深得毛泽东、李维汉赏识出任中央民委副主任和外专局副局长的费孝通乐观预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且协调本校师辈争取社会学恢复，没想到迎来的是严冬逆袭：[5] 1958年中国民族学界圈出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其中仅第三位黄先生是广西壮族北师大出身，时任广西、中山等大学教授。[6]其余四位均出自清华、均落马于中央民族学院，家乡均在江左（苏南）一角：常熟吴泽霖最北，宝山潘光旦最东，江阴吴文藻最西、吴江费孝通晚辈最南。本校当年风水由此可见一斑。
吴先生当上民族学界头号右派履历再次简明：1960-65年恢复本校教职；1978-82年再次恢复本职及社科院兼职。1958-60、1966-78这两段空白显然都在当“运动员”。1978年后吴先生再次繁忙：出任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世界民族、西南民族、南方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北京市社会学等学会、协会、研究会的顾问或副会长；1982年担任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并有湖北省和武汉市社会学会兼职。至1990年8月2日病逝，这最后12年才是他安生治学的最好时光。吴先生身后留下的著述除了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英）和贵州民族研究成果，还有《社会约制》(1930)、《现代种族》(1932)、《社会学及社会问题》(1935)、《世界人口问题》(1937与叶绍纯合作)等专著，且有“边疆的社会建设”(1943)、“从麽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1946)、“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少数民族问题”(1947)等论文。其中且有“我们需要的是民族间意识上的团结，而不是形式上划一的汉化。这是主持边政者应有的一种认识”的金句。他对世界民族始终关注：发表过“现代种族敌视的起源”、“马来亚半岛的西孟族”、“萨幕亚人的生活”、“菲律宾独立问题”、“犹太民族史中独呈异彩的一章”等文章。先生晚年常叹生平颠沛手稿多半丧失，从未提起这部书稿。本文当务之急还是把出版影印本的三个关切说清：一是成稿年代；二是写作特点；三是意义和地位：
一、成稿年代
如同前述，这部手稿应是吴先生在中国抗战从“僵持”转入“反攻”的1943-44年间，即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承担“战时边胞服务站”与“昆明译员训练班”两项事业相衔之际：理由之一是它的结构完整面面俱到，布局谋篇兼有实地感和系统性。前者必有作者亲身参与观查；后者须有边胞服务站学生团队助力。吴先生在贵州已是民族志写作高手，但初到西南联大主持新系也不可能长时间脱岗，因而须参考学生作业；理由之二是1945年的《边政公论》第4卷4、5、6与7、8两次“合刊”曾经连载“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1946年又刊出“从麽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这两篇文章均基于这份手稿（后者即手稿写得仓促的结论部分）。民族出版社1991年推出的《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已收录这些内容。贵州财经学院聂浦生教授对此且多有阐释可供参考。[7]
二、写作特点
手稿章节题目从民族来源、地域分布、衣食住行习俗、经济社会状况、婚姻家庭亲属、社会政治组织，再到人的生老病死周期婚丧仪式，结尾且有边疆政策建议强调应用取向。全书有四个特点：一是有几十幅方寸小楷随手画出的房屋格局、生产生活器物素描，稚拙传神显示“博物馆”功底；二是手稿并非一气呵成因而有字体三变：主体尖角字显示创作常态；中间半尖半圆字体美感最强，显示悠然心境；结语的圆角字体书写仓促难于辨识显示作者急于脱手。其间或有重要变故穿插迁延；三是手稿仍有几处手民之误：例如“炕”写成“坑”、“垮”写成“誇”，“三四十户”写成“三十四户”等；最后是作者对纳西族习俗观察描述细致入微：包括门前和屋内左男右女两柱（类似朝鲜族两将军）、包括藏传佛教寺院活佛喇嘛人数、包括村民迷信“毒药母”下蛊及除蛊秘方、包括家屋灵位“树箭”青黄赤白黒五色、包括丧礼送魂程序复杂周到：配偶中后死者的灵魂要先由经师引导去见配偶报到，然后再去跟父母宗族祖先团聚。如此等等。
三、意义和地位
中国纳西族人口不多著述不少且有电视剧《木府风云》家喻户晓。但1943年前它为外界所知还少且信息多由洋人披露。美国人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是纳西学鼻祖。他游历考察藏羌彝走廊兼标本采集近30年常驻丽江20年（1929-49）。下图是他采集的大鸟标本，让人想到川西地名“邛”字之多。
洛克的“贡嘎神山考察记”1934年就在中国《地学季刊》一卷二期发表。两卷本《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The Ancient Na-khi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1947年列入《哈佛燕京丛刊》第8卷。全书29章分入六篇：导言、云南省、丽江历史、丽江地理、丽江迤西和西北地区、永宁史地、盐源县史地；两卷本《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A Na-khi 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更作为东巴文权威列入《罗马东方丛书》（1963、1972）。
第二位著名洋人应是以丽江为家、认同纳西族且用英语写作的俄国流亡者顾彼得（Peter Gullart 1901-1975）。他并非学者但跟学科前辈史禄国（1887-1939）都是俄国贵族后裔，都因十月革命举家来华避难客死异乡。顾彼得外婆家曾有买卖做到中国的蒙古、藏区及杭州。他从小听外婆唠叨中国心生暗恋，后来母亲客死上海又使他迷恋道观文化，中年参加国际援华NGO“工合”组织服务到大西南。1939-40年，他考察过凉山彝族见到过末代土司岭光电（1913-1989，著有《忆往昔》），1955年出版《彝人首领》（和铹宇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此后连住丽江九年， 1961年出版《被遗忘的王国：丽江1941-49》（李茂春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和《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1959，和晓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及《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的经历》（1975）。但云南丽江才是他念兹在兹的心灵家园香格里拉。
丽江扼守西南丝路要冲，纳西族对五方之民司空见惯，对洋人也不见外。顾彼得在这里活成了普通居民：一面创办“工合社”服务社区，一面用美国红十字会捐助的药品悬壶济世积累人缘，直到能到各家随意串门参加婚庆丧礼，跟当地人荣辱与共分享喜怒哀乐。他概括丽江人的幸福观如下：要有牛马成群，有田地果园，有房屋宽敞，有妻子迷人，有儿孙满堂，有粮食满仓酥油满桶，有强旺性欲遍地酒坛，还要有好伙伴接连举办野餐舞会。丽江人认为基督教禁酒禁烟禁娱乐是“让人活着受死罪”，且相信死者不在蓝天白云之外而在阳间附近。人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去跟前辈聚首团圆。丽江人把时间看成让人享受美好事物的良师益友神奇资产：眼见一丛玫瑰花，一股清溪水，一座云雾山、一行高飞雁，都能驻足凝视流连忘返。这样的丽江就是天堂。顾彼得在此生活十年如同一年。他还跟洛克博士过往甚密，常帮他翻译打印文稿。他的《被遗忘的王国》出版题词也“谨以此书献给约瑟夫·F·洛克博士。” [8]1949年中国改天换地两人都离开丽江：洛克回国，顾彼得移民新加坡：直到1975年病逝终生未婚。相比之下，在华传教37年住四川36年，专做西南考古和羌族研究的华西大学教授兼博物馆长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1948年退休回国可谓适当其时。
各路洋人汇聚丽江之际，中国学者也冒着抗战烽烟急起直追：首先是丽江方国瑜（1903-83）先生1933年从京师大学和北京大学返乡调查，1934年6月编成《纳西象形文字谱》且有章太炎作序称为“先导”，奠定后来“纳西语言和历史学研究之父”和“南天泰斗史学巨擘”的根基。
最先考察丽江的内地学人陶云逵（1904-44）原籍江苏寄居天津，1924年入南开大学，1927年赴德国柏林、汉堡两大学攻取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入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后跟凌纯声调查丽江、中甸、维西及滇缅滇越边境两年。1940年，他从吴文藻手中接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且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并主编《边疆人文》杂志，三年油印3卷18期。第1卷第2期刊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认定“鸡卜”之法从边疆民族传入。这是现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纳西族和傈僳族开山之作。他的调查报告包括“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碧落雪山之傈僳族”、“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神话”、“车里摆夷之生命环”等，散见于《西南边疆》、《边疆人文》。陶云逵《边疆人文》后转而关注边政实务，曾写有“边疆与边疆社会”、“开化边民问题”、“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论边政人员专门培训之必须”等文章。其中金句之一是：“我们的边疆政策，弊病在于单边的，仅顾政府一方面意旨而未从边民意旨与生活实况着想。”这些成果收录于李东晔近年整理的《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12）。
河南辉县学人李霖灿（1913-1999）是纳西学界尊称的现代中国“东巴文化之父”。他原是国立杭州艺专学生，后因战乱随学校转移长沙，曾跟同学相约卖掉学校长途车票徒步跋涉到昆明。1938毕业时，他在昆明见沈从文展示的几卷东巴象形图文经典大受感动，遂北上丽江学习纳西艺术收集东巴经书，其间受中央博物馆聘任。1943年9月，他跟纳西族经师押运几十匹马驮的经典图册祭器，行程两个多月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先从丽江泸沽湖过盐源到西昌，再去乐山转船到宜宾李庄，交上东巴经典1231册并据此写出《麽些象形文字字典》（1944），转年又写出《麽些标音文字字典》（1945）。前者且经李方桂审读并有董作宾、李济作序。中研院赴台后，李先生又奋力译注纳西经典20余部并升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84年退休来回归绘画艺术教学研究。[9]
1942年的丽江古城（大研镇）规模有限。吴泽霖先生在此不难跟洛克、顾彼得、李霖灿等见面。大家都存心书写丽江纳西故事但问题意识关注焦点有别：洛克要写好人文地理报导；李霖灿要学好纳西语文阐释东巴经典；顾彼得要守护香格里拉世外桃源；吴先生则想发展边胞经济社会，跟顾彼得的关怀相映成趣。
《麽些人的生活》作为民族志多处强调边胞生活穷苦艰困，主张移风易俗改进经济条件推动边疆福利。但移风易俗亦当潜移默化不能操之过急，靠当地人自觉自愿逐步实现不可操之过急。《被遗忘的王国》虽是游记却写出了丽江的生活世界人生真谛，极富温馨感洞察力。海洋读后不禁遐想：世人对生命对他人对世界如果能像纳西人那样雍容通达，世上的海量国防维稳经费或可用于正能量建设。
吴先生这部手稿写成时间最早且最具现实关怀暨边民边政经济社会发展意识。若非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这部纳西民族志发表或有先声夺人之效。中外协力的纳西族研究高潮或许能在1946-47年形成。吴先生更能蜚声纳西学界。但转念再想，整个中国的边疆民族研究，包括吴先生从社会学向民族学的转轨，都跟全民抗战国府西迁的背景相关。况且吴先生的民族学和民族文博权威地位早已在贵州确立，且《边政公论》已将手稿的主要内容披露。
新中国随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仅跟吴先生当年写纳西人生活的问题意识接近，而且有中国共产党推动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治纲领和制度建设实践。吴先生本人积极投身这些活动，亲眼看到新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进步的成就，看到纳西族学者队伍的成长。《麽些人的生活》手稿的真正价值因而不在一时一地，而在于验证学人学术的主观努力与现实世界结构需求的吻合程度。放在长时段大范围的视角下观察，吴先生这部手稿所记载的抗战时期纳西人生活状况，所预示的边疆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需求，后来得到实践验证和制度保障。这就是本校应该克绍箕裘的社会科学典范。吴先生早年参与筹建的中央民族博物馆愿景，仍是本校师生应该孜孜以求的人文建设里程标尺。
张海洋
2017年6月10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
[1] “本学科”概指李济、徐益棠先生奠定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源头则有北大孙本文（1892-1979）、黄文山（1901-88）；协和学院李景汉（1895-86）、燕京大学许仕廉（1896-抗战前赴美）、清华大学吴景超（1901-1986）等。吴泽霖先生早年做社会学，1937年到贵州云南做应用民族学，在两学科间交叉最深。
[2] 厦大1921年创办（跟共产党一大同年）；大夏1924年创办（跟国民党一大同年）：当年厦大300余名非闽藉师生抗议校长林文庆偏袒，然后负气出走沪上倡办大夏（厦大之反）。幸有黔西南名士、同盟会元老、交通大学校长王伯群（1865-1944）仗义捐资出任校董。1937年大夏复旦合组第一联大西迁贵阳，1940年后为策安全又拟迁赤水。王校长为此筹划奔波竟致力竭陨命。1951年后新中国院系调整，大夏光华等多所私立大学汇入华东师大，2012年重建人类学研究所接续香火。
[3] 互联网“西南联大”条载：1940年6月西南联大遵教育部令，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学社会学两系。1941年，社会学系划归法商学院（辖五系政、经、法、商、社）。社会学系教授陈达、潘光旦、李景汉、李树青、陈序经、吴泽霖、陶云逵、费孝通。吴先生次年创建边胞服务站项目运行至1946年2月。
[4]参见《人民网》2005429 “朱学勤访谈费孝通”（访谈时间2000年3月底4月初）。费宗惠大姐讲1952年院系调整前，费孝通、钱伟长分掌清华大学文理两科教务。
[5]费先生关于他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跟毛泽东、李维汉、彭真、邓小平交往的口述出处同上。
[6]黄现璠（1899-1982）广西扶绥壮族，著名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家：1922年就读广西三师，1925-35年就读北师大预科、本科、研究生，师从陈垣、钱玄同等先生九年；1935-37到日本东京帝大留学两年，归国后成为中国南方民族研究、民族识别和民族史学权威，曾任广西大学训导长，曾力证“中国古代无奴隶制”并据此力创史学八桂学派。1958年除了是民族学界右派三号，还是史学右派“头号”。
[7]参见聂浦生：“抗战时期吴泽霖教授对麽些人开展的田野调查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4/2007；“……在云南开展的民族田野调查研究”，《青海民族研究》。另见《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
[8]参见何云波“顾彼得的中国书写”，《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812。
[9] 参见杨福泉：《绿雪歌者：李霖灿与东巴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