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秉芬先生
1949年，我高中毕业，先是考上了南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1949年正值国家教育系统院系调整，南宁国立师范学院和广西大学的一些系也进行了调整，我就从南宁到桂林，去广西大学中文系继续学习。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北大东方语文系到全国各地招生，当时准备支援东南亚，要招一批学生到北京大学学习东方语言，我就被招到北大东语系，那是1951年3月，在一起学习藏语的还有一个同学，就是黄布凡。等到5月的时候，北京大学东语系的藏语专业和中央民族学院的第一个藏语班就合并了。于道泉先生，还有雍和宫的一个喇嘛土登尼玛，还有一个叫洛桑曲珍的辅导员，三位老师带着我们两个学生，一共五个人，全部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
当时这个班一共招来了34个学生，其中女生有7位，所以叫“七仙女”，我是其中之一。这些学生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首先，是从十多个省的大学本科生里选送来的，一般都是中文系的学生，像王尧是大学二年级的，我也是大学二年级的；另外就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像胡坦就是高中毕业生。后来有4位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坚持到最后。当时别人跟我们开玩笑，说我们藏语专业第一班这30个人是“母鸡”，因为民院藏语专业就是从这个班开始的，然后下了很多小的。
51级，第一个藏语班在刚建校的中央民族学院门前合影
51级藏语班女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大礼堂前合影（右二为罗秉芬）
我们先在国子监待了几个月，然后搬到北长街的达赖驻京办事处，被安顿在一个四合院里。那里没有教室，我们就在当中一棵大核桃树底下上课，在核桃树上挂一块小黑板，老师在上面写，我们在底下记。在那个院子里头，大概待了七八个月，加上在国子监的一段，总共学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刚开始，我们学藏文的方法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于道泉先生讲究情景教学，他先不教字母，而是先教口语；没有教材，直接上口语。每次走进教室，于道泉先生都是口中念念有词：“laba、laba”（“手”的意思），“guo、guo”（“头”的意思）……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被领进藏语世界的大门，由浅入深进入藏学殿堂的。
我们这个班的藏语教学主要是靠于道泉先生和格桑居冕。格桑居冕当时给于先生当助教，帮着编教材。那些教材现在都没有了，那是用拉丁符号标注藏语发音，用拉丁符号学到有一定基础后，就开始实践。因为于先生强调口语，他的教学理念是“口语领先”，所以规定每周有一天要说藏话，叫“藏语日”，从早到晚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汉话，说不出来就靠比划来表达意思。那种一个个学生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发出各种陌生声符的滑稽场景，如果被外人看到，还以为是一帮聋哑人在搞什么事呢！
口语大概学到四个来月，就开始学习藏文了。因为内容我们都会了，藏文老师告诉我们怎么发音以后，一看藏文马上会念，但还记不住单词，因为藏文有前加字、上加字，它不发音，但是正字必须要写它。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先知道它的内容，然后和藏文一对就能念得出来。这也是个奇迹了，可以说是在语言教学上的一种飞跃。我觉得于先生在这一点上，思想非常先进。所以我们在很快就掌握藏文了，大概学了两千左右的单词，然后我们就到贡嘎山实习去了。
实习队向贡嘎大雪山进军
藏语班大渡河铁索桥合影（前排左二为罗秉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藏语班实习队抵达康定
老实说，短短一年多的学习，我们的口语还是不行。当时我们学习的是拉萨方言，但去西藏实习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只能到现在的康定。这时全班只有30个人，女生6个，男生24个。当地政府从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中抽调出三四十名和我们在一起学习。于是，我们分为两个班，我们是一班，继续学拉萨话；他们是二班，学西康话。他们的教师是两个年轻的活佛，一个叫南卡诺布，一个叫卡尔梅·桑木丹，现在是国际上有名的藏传佛教学者了。我们的老师呢，也不是北京这班人马了，而是寺院里的贡嘎活佛亲自给我们教。教什么呢？教他认为最浅的，可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最难的一本书，叫《佛赞》。《佛赞》是用藏文古典文写的赞颂佛的书，讲佛从小到大再到成佛的各种小故事，因为是用古文写的，不是口语，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难。而且贡嘎活佛用的是康方言，我们学的是拉萨话，卫藏方言，基本听不懂他说话。打个比方，卫藏方言相当于北京话，康方言像西南话，有挺大差距。这种情况下，我们学藏文太难了，因为口语的说法和书面语区别很大，到现在还有区别。好在格桑居冕是康巴人，他也会拉萨话，所以他有时候给我们做一些翻译工作。另外，格桑居冕和于道泉先生，当时还把胡坦抽出来了，几个人编了一套反映西康方言的拼音符号，教完以后马上转藏文，也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学，我们是学拉萨话的。
在格桑居冕老师的辅导下，我们30个学生组成了五六个学习小组，对《佛赞》进行攻坚，一段一段地攻，一个词一个词地抠，在一年左右的口语基础上，一本古藏文的《佛赞》居然被我们钻通了，真是不太容易了。虽然学的时候很困难，但我后来搞敦煌古藏文，搞书面语的藏文，这本《佛赞》是很好的一个基础，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过程的确很辛苦，很累，但也很有收获。
贡嘎寺开学典礼，坐在第一排中间者为贡嘎活佛与（右）于道泉教授
实习队驻扎贡嘎寺内午餐
送实习队到山脚下，第一排居中者为贡嘎活佛，右二为德格活佛南卡诺布，左一为贡嘎寺堪布嘎玛益西
出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我们没办法住到老乡家，只能住在寺庙里。以前寺庙是不准女人进去的，可是我们这几个女生还是进去了，不进去我们没地方住。贡嘎活佛非常开明，知道为新中国培养一批藏语人才很不容易，他就破例让我们女生也进来了，给了一个小经堂让女同学住，一个大经堂给男同学住。我们睡觉的时候都是打地铺，脚不能冲墙，为什么呢？因为墙上有佛像啊，壁画啊，所以头要冲墙，脚要冲外头，这都是寺庙里的规矩。
当时我们一群年轻人在庙里住着也憋不住，每星期六我们就自己组织舞会，有人会拉胡琴，有人用洗脸盆打拍子，全班同学跳舞。寺庙里头的年轻喇嘛也跑来坐着看我们玩，非常高兴。除了开舞会外，年轻学生没有锻炼身体的地方也不行，怎么办呢？我们就到半山上去开了一片地，建了一块只有一个篮筐的篮球场，还组织比赛。一到星期天，我们就从山顶上下到河沟里去洗头啊，洗衣服啊，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在山腰上建起的篮球场
过年的时候我们组织节目，当地居民说的还不是藏话，是木雅话。当地的木雅人也有来历，他们信苯教，就是现在的苯教的前身，木雅是藏族文化起源的地方。木雅人的话我们也不会，怎么办呢？格桑居冕用我们那套符号把它记下来给我们背，这样我们就能用木雅话演节目了。当时演了一个《兄妹开荒》，演了一个《夫妻识字》。我们还弄了一些幻灯片，宣传卫生常识啊，国内的繁荣盛景啊，招来了周围许多群众，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们那儿热闹极了。当时没有条件一家一户去住，只能住在庙里头，所以搞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当地群众接触了。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当时的生活可以说很艰苦，但是非常愉快，非常丰富，也很有战斗气息，学习就像战斗一样。每天上完课以后，组织小组攻关，不像现在这样只是坐着听。
我们在贡嘎山实习了四五个月，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