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央民族学院挺有缘分的。

  我是1957年来的北京，在北大读书8年，因为本科5年，有3年研究生，学中国哲学。像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博崑，都是我的老师。我记得不错的话，1963年前后，毛泽东主席对任继愈先生有一个批示，说他是“凤毛麟角”，就是说他在宗教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主席的批示是要重视研究宗教。这样，就成立了宗教研究所。正巧我应届毕业，自然就分到所里，就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自己找工作，就在家里等统一分配，等了半年。1966年4月份就分到宗教研究所。当时，现在的社科院叫哲学社会科学部，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宗教所设在学部里面。

  1975年，当初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过的一个老师叫吕大吉，他从中央民族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样我们就成了同事，成了朋友。我们在那里经历了宗教学在中国的兴起。之所以说是“兴起”，我认为毛泽东主席给任继愈先生的批示是一个种子。宗教学研究中国以前是没有的。说得再远一点，宗教学在西方兴起140年。在中国，原来没有，理论方面没有，有一些宗教史方面的。那么，1963年毛泽东做批示，这是个种子。可是一搞“文化大革命”，又没法研究。正式研究开始于1979年，当年在昆明召开了一个全国宗教学研究对话会议，是一个重要标志。宗教学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吕大吉就有一个想法。他当时虽然调离了学校，但对这所学校始终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他觉得中央民族学院应该发展宗教学这么个学科，因为研究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不应该忽视宗教。他和当时学校的领导很熟，特别是跟院长和教务长孙若穷非常熟，所以他跟学校建议到外面调几个人来，一起来建设学校的宗教学学科。校领导表示同意，于是他就很热心地从中穿针引线。我当时有一个具体的情况，我夫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刺激，精神分裂，住院治疗好好坏坏，前后一共18年。我原来住在前门东大街，比较吵。吕大吉说民族学院这两头都不挨大马路，比较安静。就这样，一个外因一个内因就促成了我的调动。

  1987年春天，佟德富佟老师和班班多杰老师到我前门东大街的家里去，和我恳谈，表示正式的邀请。我说好，我愿意和学生接触。因为社科院也带研究生，但是教育部给它的名额很有限，学校里学生多，所以我说我愿意到学校来。这样，1987年7月份就很顺利调过来了。很顺利是因为宗教所和我关系也非常好，它不反对，不阻拦，而且还让我带一套房子过来。来了以后，1988年初，我搬到家属院，学校安排我搬进了黄淑娉老师调走后留下的那套“三大间”，那是当时被认为最好的房子。

  来了以后，我觉得我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些朋友反对，说民族学院的民族学、人类学都是顶呱呱的，但是哲学、宗教学不行。社科院是一个中心地带，你跑到那儿干什么？我说我不后悔，我自己做决定，我觉得挺好。特别是来了以后，我感觉咱们学校一个是多民族，老师是多民族，同学是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觉得几十年民族关系没有任何问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相处非常好。再一个呢，有学生，你正经当了老师，不像在社科院以研究为主，偶尔带个学生，这个是面向本科生、研究生，我认为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就是教师，很难得，因为有一个师生之情，别的职业享受不到。本科生是上大课，后来带研究生，当时只有硕士研究生，我带了11个。后来有博士点，带了29个博士。这是我最大的精神财富。

 我和学生们关系很好，好多甚至结下一生的友谊。尽管他们都毕业了，但经常回来看，保持信息沟通。他们在岗位上工作做得挺好，大部分表现都非常好；也都很赞扬学校，觉得民族大学教育很有质量，反映真的都很不错。本科生考到人大、北大、清华大学，去读硕士、博士，所有的学校反映都说民族大学的本科生很好，这是普遍性的评价。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我挺自豪的。这不是个人做了多少，那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你培养的学生怎么样，这是关键。所以我特别感觉到愉快，而且在这个地方，二十几年，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真没发生过这个事。而且，从哲学系来看，一直比较和谐。据说在以前也有过一些矛盾，但是我来了以后几乎没有了。小矛盾不可避免，大的比较和谐。

 我觉得来了以后，最值得回忆就两件事：一个就是带了一批学生，看到他们成长；再一个就是和我们系的老师一起，接受社会科学院的资源，建立宗教学。主要是这两件事。我1987年底来，1988年哲学系成立宗教研究所。当时吕大吉是名誉所长，佟德富是所长。佟老师这个人，心胸非常开阔。引进人才，培养学生，建设团队，各方面都让我感到舒心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