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班多杰老师接受采访）

我的家乡在青海宗喀地区，就是现在的西宁市湟中县塔尔寺地方。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上了青海民族学院附中。青海民院以前是大学，1964年因为要培养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积极分子，就把大学撤了，办了一个翻译班和一个师资班，专门为牧区培养翻译人才和中小学老师。我是师资班班长，初中毕业后学了两年，1971年中专毕业，正赶上中央民族学院在全国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的青海民族学院正想恢复大学，十分缺少教员，想自己培养一批教员，就从我们这批毕业生里选了几个所谓成绩好一点的学生，直接送到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来学习。我1971年11月来，1974年9月毕业时学校没让走，我就这样留在了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教研室当教员。当时吕大吉教授、佟德富教授都是我们一个教研室的。

 我是藏族，从小学习藏语藏文，因为那时实行双语教学。开始留校时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家都向科学进军，都想搞自己的专业。当时我也不甘落后，也准备在教学和科研上有所作为。这时候，佟德富、余敦康以及哲学教研室的老师们就提醒我：“班班，你应该研究藏传佛教哲学。你的专业是藏传佛教，你的哲学基础非常好，既懂汉文又懂藏文，你以后要是搞藏传佛教哲学的话，那要比别人强得多。你要搞别的哲学，估计你赶不上人家；但搞藏传佛教哲学，对你来讲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他们这么一提醒，我觉得太有道理了。于是我一边教哲学课，一边去民语系藏文教研室跟着当时的研究生班听古藏文课，为研究藏传佛教打基础。

 当时学校从西藏调来了一个活佛，叫东嘠·洛桑赤列教授，在民语系藏文教研室主讲藏传佛教史、藏族历史、藏族文化史。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一个非常著名的活佛，1947年在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学经，毕业以后参加了“拉然巴格西”答辩，取得了“拉然巴格西”的学位，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因此学问是很大的。六十年代初，学校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于1961、1962年办了两届古藏文研究班，因为需要高水平师资，就从西藏请来了好几位专家和学者，东噶活佛就是其中一位。他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善于学习、思想非常敏锐，到了北京以后，他又学习了汉语文，同时，还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实际上就是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还提出了现代教学方法。因为在大学里面教学和在寺庙里面教学毕竟不一样啊。所以，到北京以后，他学问增进很快。一方面呢他在传统方面基础非常非常好，传统的藏文化非常深厚，另一方面呢，他又吸收了一些现代的理论，现代的教学方法，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体现得最明显。可惜，“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东噶活佛在北京就待不下去了，后来就被遣送回西藏。

  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学校又把东噶请回来了。他1977年来的，1978年开始上课。那个时候我们招了研究生，招了古藏语研究班，他一来就投入到教学里面，给研究生、古藏语进修班学院以及老师们上课。他上起课来传统和现代结合，每次上课，我都得到很多收益。我跟着研究生班随堂听课，他的藏传佛教史课我一共听了三遍。这门课用的教材是《土观宗派源流》，这是清代一个土观大师写的，写得非常好。原文是藏文，后来刘立千教授把它翻译成了汉文并加了注释。刘立千是大家，三十年代就从四川进入了甘孜藏族地区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后来在当地娶了一个藏族媳妇。这部书是他四十年代在康定学习藏传佛教的时候翻译的，译得非常好。我每次听课都做很详细的记录，最后把这个记录整理出来，认真消化、认真吸收，还结合这个教材认真学习。在东嘎先生授课和教材的基础上，我又搜集了很多和藏传佛教思想史相关的重要的藏文资料，花了近十年的功夫才写出了《藏传佛教思想史纲》，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书算我的第一本著作，早期的一个代表作。任继愈先生给写了序，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我研究藏传佛教的一个基础。

 1978年年初，当时西北民院的文从志老师把我引荐给白塔寺的法尊法师，这样我又跟佛协的法尊法师学习。法尊法师是汉族人，1902年生人，老家是河北深县，他最早可能是在上世纪初在五台山出家，后来到雍和宫学习藏文。1924年到四川甘孜的贡噶山去学习藏传佛教和藏文，后来又到西藏求学。他在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史以及将藏传佛教的经典翻译成汉文方面，在国内可以说是第一人，是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翻译的大家。

 法尊法师圆寂之后，我又跟观空法师、郭元兴居士学习。观空法师也是汉族人，1905年出生，和法尊法师是同学，一起进藏，一起去学习藏传佛教，他们在五六十年代都是中国佛学院的教师。郭元兴居士藏文也非常好，是赵朴老的秘书。跟法尊法师、观空法师、郭元兴居士学习，使我对藏传佛教史的认识有了很大提升。1981年前后，我又通过我们系樊先胜老师的热情引荐，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立天先生，于是又跟方先生学习怎么用现代的方法去研究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得到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写的第一本书，他认真批阅修改，并在《中国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书评加以推介。没有这些大师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宝贵指导，肯定没有我的今天。

  在我求学治学过程中，还有需要提及的一点，就是牟锺鉴先生等前辈对我的影响。他调到我们系以后，我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还有吕大吉教授，七十年代初我入校当学员的时候，吕老师给我上过课。后来他调到宗教所，然后又调回来，但一直住在咱们家属院里。从1998年开始，吕老师、牟老师、还有我们好几位组成了一个爬山队，一周组织一次爬香山，时不时地还加入一些大学者，如于东康、戴康生、葛荣吉等先生。爬山既是锻炼身体，又是学习的难得机会。因为吕大吉、牟钟鉴等先生不光爬山，一路上他们几乎不停地在热烈地、无拘无束地谈学问、讨论学术问题，我们跟在身边当听众，偶尔也插话，请教问题。这个机会在课堂里是得不到的呀，他们在课堂里边不可能把他们的真实想法、学习的方法全部都给你倒出来。爬山的时候很随意，时间也很长，一般是中午一点从家里出发，一直到晚上七点才到家。我们整整坚持了12年。这十几年的爬山对我来说受益太大了。

  我在写了第二本书《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之后，就比较系统全面地投入到了藏传佛教的教学和研究中，并开始进入了藏传佛教专题研究，因为通过写这两本书，对藏传佛教各个哲学宗派的思想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怎么样进行专题研究，使这个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我采取各个击破的打法，专题研究藏传佛教史上的每一个宗派。首先研究的是萨迦派。为此，我到过西藏，到过萨迦寺，专门请教过萨迦寺的一些高僧大德，也接触了论述萨迦派有关哲学思想的有关藏文经典，写出的一些专题文章，我还请方立天教授指导过。方教授看了以后，提出了很多意见，经过修改，最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接着，我研究宁玛派，关于宁玛派大圆满法的专题思想的研究成果，也在《哲学研究》发表了。后来又转向了觉囊派的研究，其中对这一派的经典《山法了义海论》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藏学》连载，已发表12篇，最后一篇正在写；还有一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觉囊派的研究算告一段落。

  目前，我正在研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思想。关于格鲁派的思想，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别的杂志上，也发表了多篇。其中关于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思想，我写了一本《宗喀巴佛教思想评传》，估计有40万字，准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也已经交稿了。现在关于噶举派的思想还正在撰写，随后将陆续公之于世。

  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前年我成功申报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叫做《藏传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与藏传佛教思想史论》，现在正组织研究。我们有一支十几个人的团队，主体是我们学校哲学宗教学学院和藏学研究院的，还有北大、青海民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专家。关于资料选编，有三个方面的资料：第一是我自己翻译积累的。我研究藏传佛教将近40年了，期间翻译了很多资料，一部分我在写文章的时候用到了，但很多资料还在“睡觉”呢。我准备把它整个整理出来。另外，近代以来，像法尊法师、观空法师等高僧大德也把很多藏传佛教的藏文资料翻译成了汉文，这是第二个资料。第三个资料，是组织再翻译一批，我们自己在翻，也请了一些朋友在翻。目标是搞出一个三四百万字的藏传佛教资料，按照藏传佛教年代顺序和发展脉络，把它编出来。这是课题的第一项任务。第二个呢，就是以这个资料为基础，写出一个藏传佛教思想史论，前史后论。这样就完整、就珠联璧合了。一个是资料，一个是史论，我们力争把它做成我们学校科研成果的一个品牌吧。

（本文根据2016年11月10日张龙翔老师对班班多杰教授的访谈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