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座谈会：黄思正、龙俊峰、隆和德、吴乘福（从左至右）

访谈人简介：

黄思正（1933—2018）土家族，湖南凤凰人；吴乘福（1930—）苗族，湖南吉首人；隆和德1931—）苗族，湖南吉首人；龙俊峰（1930—2019）苗族，湖南凤凰人。他们是1950年9月开班的中央民族学院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学员。1951年4月同时留校工作。

左起第一排：龙俊峰、吴恩清、吴盛松；左起第二排：吴乘福、隆和德。1950年五位先生刚到北京时的合影（隆和德提供）

我们是中央民族学院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学员，1950年9月后陆续来北京报到。

中央民族学院筹建和成立初期，分成六七处。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国子监54号，也叫筹备部。那个院子比较大，后来那儿新修了一个礼堂。礼堂后面有总务部，有饭堂，也有图书馆，那是初建。总务部当时有供给科、管理科和办公室。供给科分两部分，一部分管全校文具用品的供给；另外就是会计室。总务部处长是刘冠英，他是办公室主任兼总务部处长；副处长是何建础，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何孟雄的哥哥。总务部后面是人事处，处长是胡嘉宾，那也是老革命，还有吴凡、王克、邓真、周玉山啊这些。我们筹备部旁边还有一个小医务室，那时叫特54号。不久，医务室来了一位管全章大夫。医务室斜对门有一个生产科，负责人是甘宁，他是陈绍禹（王明）的兄弟，也是老干部，负责生产合作社。东单七条胡同，那是院部，刘春住在那里，设有办公室，刘冠英是办公室主任。柴棒胡同，建委会设在那里。下洼子，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在那儿住了几个月时间。雍和宫后来也临时住了一些学生。还有一处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1951年4月藏语班就办在那里。

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训练班辅导员和学员在雍和宫大殿（建校初期教室旧址）前合影第一排左起：白静沅、王玉华、吴天忠、马聘；第二排左起：吴乘福、隆和德、吴秀全、龙俊峰、姬达；第三排：黄思正。

 我们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共有47名学员。湘西的来了9个，有苗族、有土家族，但一开始没有报成土家族的。湘西来的为什么多呢？那是跟朱早观将军有关系的。朱早观是湖南凤凰苗族，一九四九年后他回到凤凰，带着一批中学生上部队，一次去了二三十个人。消息传开来，我们也想跟着走啊，但消息知道得太晚了，到了县城没赶上。那时县里头正办一个“苗族干部训练班”，我们就打算参加这个班。去了以后，刚解放嘛，粮食也少，经济上也比较困难，县长就说这个不行了，已经开课好长时间了，没有机会了。北京有一个中央民族学院，也有军政干部训练班，把你们介绍到那儿去吧。就这样，县长开了介绍信，弄了一点盘缠，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上了中学以后，离家顶多也就三十公里，再远就没有出去过。大山里头信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出过门。我们那时候用我们那种普通话跟人家搭话，人家都听不懂，“土”到那种程度。我们从凤凰到麻阳、常德，坐的是汽车；从常德转乘火轮，入洞庭湖、到武汉；从武汉转火车到北京。一路闹了不少笑话。

 我们这个班，除了我们湘西籍学员以外，回族同学也比较多，主要是西北来的。分成两个小组，辅导员是白静媛、王玉华两位老师。王增田老师管我们学习。张志平老师是班主任。

 我们报到以后，生活各方面享受了国家的特殊照顾政策。当时学校的伙食分小灶、中灶、大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像处级干部有小灶。我们学员呢给中灶待遇，那是吃得相当好的，反正一天好几个菜，伙食不错，但一开始吃不惯。被服学校统一发放，冬天发棉衣一套，夏天发单衣一套。就是那种白五幅布，那是最好的。而且还带着中央民族学院的记号，用布做的。每个月学校还给每位学员给三块钱零花钱，让你买牙膏牙刷这类东西。我们几个人关系好，有时候想买一支钢笔，就组成临时互助会，这个月你买，下个月我买。

 刚来的时候，我们带来的被褥比较薄，衣服也薄，天一冷，又干燥，感冒就比较多。有一次刘春院长亲自查铺，发现我们班有学员合睡一个铺子。当他知道是因为被子薄合在一起取暖的时候，很着急。第二天，就从中央民委调被褥。当时咱们学校没有别的车子，就用十轮大卡车，从民委把当床用的铺板和被褥什么的都拉过来，说被子薄的，一人一份。说真的，院领导对我们少数民族学生相当关心。

 当时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1]，社会主义理论，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具体的书名都记不清楚了。“五大领袖”之一的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在全国团代会上的讲话，也是重要学习材料。然后大家讨论，主要就是讨论。讲课的老师里记得有一位叫张志专老师，当时她是教务处的，也是老干部，她丈夫就是当时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朱早观将军。除了学习，我们还有军训，教官叫杨世坤，从中南海调来的，教我们立正、稍息、左右看齐、齐步走、走正步等基本动作。

 那时候的课余生活比较单调。我们到北京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中南海里头的怀仁堂。因为那时候学校没有电影院，外边我们也去不了，也没有什么文艺活动。中央民委联系安排以后，说带我们看电影去。晚上坐着大卡车去，完全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反正最后就到了怀仁堂。看的是反映解放战争激烈战斗场面的电影，名称忘了。谁敢想我们人生第一次看电影竟然是在怀仁堂啊。

怀仁堂（网络图片）

 军政干训班的学习一共也就是半年时间吧，9月份开学，学员们陆陆续续来报到。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就过年的时候休息了几天，基本上都在学习。1951年4月底，因为当时太缺干部了，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这样我们就结束训练、留校工作了。我们班留了将近一半，主要在后勤、总务和建委会，建委会比较集中，因为西郊校舍建设需要人啊。当时建委会主任是高锡堂，副主任是薛明斋，潘淑奇（音）是秘书科，陈明是工程科，白振辉（音）是材料科。这几个都是“三八”干部[2]。

 1951年4月底，我们建委会的人就陆续来到西郊。那时候这些地方全是老百姓的地啊，我们春天来的时候，人家种的麦子都长得老高了，地里头还有狐狸之类的野兽。现在国家图书馆那里以前是一个高坡，高坡的树林在一九四九年前还是土匪抢人的地方，荒凉到这种程度。从西直门开一辆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去，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才有一趟。那时候汽车烧什么啊？烧木头！汽油什么的都没有，车子也没什么人坐。现在的法华寺这里有个小村子，我们先把法华寺改造了，就是把四大金刚搬出去了，神像也搬出去，腾出配殿，我们就住在配殿里。后来住不下了，又在现在的十二号楼对面租了几间民房。

 当初学校规划的范围，南面到白石桥，西面到万寿寺。万寿寺那里有一个广源闸，我们在那里还有一栋房子，那就是当初跟农民买下来的。工勤人员有四五户就在那儿住。建设规划相当宏伟：现在的社会主义学院这里，当初规划做跑马场。设计有梁思成这些大专家参与，大礼堂就是梁思成的杰作。家属院的主要设计者是北京设计院的专家张镈，房子是按清华的样子设计的，分甲乙丙丁不同种类，甲种住院级干部，乙种住处级干部，丙种住科级干部，丁种住其他普通干部职员，等级非常清楚。小别墅、教授房，都在万寿寺这边；西南角就是高级别墅了。

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建委会同志在学校平整土地（吴乘福提供）

 1951年春天，第一批投入建设的是大礼堂、3号楼、4号楼、15号楼、16号楼，要求当年建当年就要完工。唯一一个施工的国营单位是从上海调过来的。这几栋楼全是磨砖对缝,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买的红砖，北京不生产，都是从天津运来的。运到这里来以后，觉得红的跟民族古典建筑颜色不配，所以就拿灰砖砍，砍完以后手工磨，磨完以后一块一块添上去，把红色盖住。1952年，施工最紧张，一边盖2号楼、17号楼，一边开始平整校园、修马路，要迎接师生入校。修马路的队伍是辽宁来的。那时候北京没有掌握铺油技术的施工队，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所以是从辽宁调了队伍来的。由于工期进展顺利，学校1951年就开始全国招生了，到1952年，学校已有了一定规模，秋天就投入使用了。1953年盖18号楼，就是艺术系这栋带小礼堂的大楼。1954年盖6号楼，就是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在的这栋，以及12号楼，那时也叫干训楼。1955年盖1号楼。1959年盖老图书馆，就是今天的民族博物馆。为什么1号楼盖成这个样子？因为1955年以后，反大屋顶，认为铺张浪费，所以大屋顶就取消了；1号楼西边还剩下个女儿墙，结构跟6号楼类似，也全被砍掉了。值得提及的是，当年盖房子用的那些木头，几乎都是内蒙来的，乌兰夫是第一任院长，又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他了解学校建设的需要，说你们到内蒙拉去吧，所以就去内蒙古去拉木料。

 从1953年到1954年，校园边建设边绿化，绿化设计图是委托林业大学园艺系主任汪菊渊主持设计，具体操作是他的一个助手叫梁永斌。汪菊渊教授介绍他的设计指导思想时说，民族学院是多民族的院校，各个地方的人都有，所以设计绿化的树种比较多，布局上也不是整齐划一，而是自然状态的。我们学校的绿化还有一个特点，常青树比较多。当时除了清华、北大那些老校园，后建的学校里面，常青树比较多的要数咱们中央民族学院。

 1959年以后，由于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不好，校舍建设基本上就停滞了。因为建设跟不上，原来规划的校园也就收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