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

民大记忆

当前位置: 首页 > 民大记忆 > 民大口述史 > 正文
筚路蓝缕 艰辛创业 ——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老学员访谈录
来源: 发布时间:2021-10-13 点击次数:

口述史座谈会:黄思正、龙俊峰、隆和德、吴乘福(从左至右)


访谈人简介:

黄思正(1933—2018)土家族,湖南凤凰人;吴乘福(1930—)苗族,湖南吉首人;隆和德1931—)苗族,湖南吉首人;龙俊峰(1930—2019)苗族,湖南凤凰人。他们是1950年9月开班的中央民族学院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学员。1951年4月同时留校工作。



左起第一排:龙俊峰、吴恩清、吴盛松;左起第二排:吴乘福、隆和德。1950年五位先生刚到北京时的合影(隆和德提供)


我们是中央民族学院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学员,1950年9月后陆续来北京报到。

中央民族学院筹建和成立初期,分成六七处。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国子监54号,也叫筹备部。那个院子比较大,后来那儿新修了一个礼堂。礼堂后面有总务部,有饭堂,也有图书馆,那是初建。总务部当时有供给科、管理科和办公室。供给科分两部分,一部分管全校文具用品的供给;另外就是会计室。总务部处长是刘冠英,他是办公室主任兼总务部处长;副处长是何建础,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何孟雄的哥哥。总务部后面是人事处,处长是胡嘉宾,那也是老革命,还有吴凡、王克、邓真、周玉山啊这些。我们筹备部旁边还有一个小医务室,那时叫特54号。不久,医务室来了一位关全章大夫。医务室斜对门有一个生产科,负责人是甘宁,他是陈绍禹(王明)的兄弟,也是老干部,负责生产合作社。东单七条胡同,那是院部,刘春住在那里,设有办公室,刘冠英是办公室主任。柴棒胡同,建委会设在那里。下洼子,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在那儿住了几个月时间。雍和宫后来也临时住了一些学生。还有一处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1951年4月藏语班就办在那里。


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训练班辅导员和学员在雍和宫大殿(建校初期教室旧址)前合影第一排左起:白静沅、王玉华、吴天忠、马聘;第二排左起:吴乘福、隆和德、吴秀全、龙俊峰、姬达;第三排:黄思正。


 我们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共有47名学员。湘西的来了9个,有苗族、有土家族,但一开始没有报成土家族的。湘西来的为什么多呢?那是跟朱早观将军有关系的。朱早观是湖南凤凰苗族,解放后他回到凤凰,带着一批中学生上部队,一次去了二三十个人。消息传开来,我们也想跟着走啊,但消息知道得太晚了,到了县城没赶上。那时县里头正办一个“苗族干部训练班”,我们就打算参加这个班。去了以后,刚解放嘛,粮食也少,经济上也比较困难,县长就说这个不行了,已经开课好长时间了,没有机会了。北京有一个中央民族学院,也有军政干部训练班,把你们介绍到那儿去吧。就这样,县长开了介绍信,弄了一点盘缠,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上了中学以后,离家顶多也就三十公里,再远就没有出去过。大山里头信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出过门。我们那时候用我们那种普通话跟人家搭话,人家都听不懂,“土”到那种程度。我们从凤凰到麻阳、常德,坐的是汽车;从常德转乘火轮,入洞庭湖、到武汉;从武汉转火车到北京。一路闹了不少笑话。

 我们这个班,除了我们湘西籍学员以外,回族同学也比较多,主要是西北来的。分成两个小组,辅导员是白静媛、王玉华两位老师。王增田老师管我们学习。张志平老师是班主任。

 我们报到以后,生活各方面享受了国家的特殊照顾政策。当时学校的伙食分小灶、中灶、大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像处级干部有小灶。我们学员呢给中灶待遇,那是吃得相当好的,反正一天好几个菜,伙食不错,但一开始吃不惯。被服学校统一发放,冬天发棉衣一套,夏天发单衣一套。就是那种白五幅布,那是最好的。而且还带着中央民族学院的记号,用布做的。每个月学校还给每位学员给三块钱零花钱,让你买牙膏牙刷这类东西。我们几个人关系好,有时候想买一支钢笔,就组成临时互助会,这个月你买,下个月我买。

 刚来的时候,我们带来的被褥比较薄,衣服也薄,天一冷,又干燥,感冒就比较多。有一次刘春院长亲自查铺,发现我们班有学员合睡一个铺子。当他知道是因为被子薄合在一起取暖的时候,很着急。第二天,就从中央民委调被褥。当时咱们学校没有别的车子,就用十轮大卡车,从民委把当床用的铺板和被褥什么的都拉过来,说被子薄的,一人一份。说真的,院领导对我们少数民族学生相当关心。

 当时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1],社会主义理论,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具体的书名都记不清楚了。“五大领袖”之一的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在全国团代会上的讲话,也是重要学习材料。然后大家讨论,主要就是讨论。讲课的老师里记得有一位叫张志专老师,当时她是教务处的,也是老干部,她丈夫就是当时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朱早观将军。除了学习,我们还有军训,教官叫杨世坤,从中南海调来的,教我们立正、稍息、左右看齐、齐步走、走正步等基本动作。

 那时候的课余生活比较单调。我们到北京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中南海里头的怀仁堂。因为那时候学校没有电影院,外边我们也去不了,也没有什么文艺活动。中央民委联系安排以后,说带我们看电影去。晚上坐着大卡车去,完全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反正最后就到了怀仁堂。看的是反映解放战争激烈战斗场面的电影,名称忘了。谁敢想我们人生第一次看电影竟然是在怀仁堂啊。


怀仁堂(网络图片)


 军政干训班的学习总共也就是半年时间吧,9月份开学,学员们陆陆续续来报到。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就过年的时候休息了几天,基本上都在学习。1951年4月底,因为当时太缺干部了,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这样我们就结束训练、留校工作了。我们班留了将近一半,主要在后勤、总务和建委会,建委会比较集中,因为西郊校舍建设需要人啊。当时建委会主任是高锡堂,副主任是薛明斋,潘淑奇(音)是秘书科,陈明是工程科,白振辉(音)是材料科。这几个都是“三八”干部[2]

 1951年4月底,我们建委会的人就陆续来到西郊。那时候这些地方全是老百姓的地啊,我们春天来的时候,人家种的麦子都长得老高了,地里头还有狐狸之类的野兽。现在国家图书馆那里以前是一个高坡,高坡的树林在解放前还是土匪抢人的地方,荒凉到这种程度。从西直门开一辆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去,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才有一趟。那时候汽车烧什么啊?烧木头!汽油什么的都没有,车子也没什么人坐。现在的法华寺这里有个小村子,我们先把法华寺改造了,就是把四大金刚搬出去了,神像也搬出去,腾出配殿,我们就住在配殿里。后来住不下了,又在现在的十二号楼对面租了几间民房。

 当初学校规划的范围,南面到白石桥,西面到万寿寺。万寿寺那里有一个广源闸,我们在那里还有一栋房子,那就是当初跟农民买下来的。工勤人员有四五户就在那儿住。建设规划相当宏伟:现在的社会主义学院这里,当初规划做跑马场。设计有梁思成这些大专家参与,大礼堂就是梁思成的杰作。家属院的主要设计者是北京设计院的专家张镈,房子是按清华的样子设计的,分甲乙丙丁不同种类,甲种住院级干部,乙种住处级干部,丙种住科级干部,丁种住其他普通干部职员,等级非常清楚。小别墅、教授房,都在万寿寺这边;西南角就是高级别墅了。


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建委会同志在学校平整土地(吴乘福提供)


 1951年春天,第一批投入建设的是大礼堂、3号楼、4号楼、15号楼、16号楼,要求当年建当年就要完工。唯一一个施工的国营单位是从上海调过来的。这几栋楼全是磨砖对缝,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买的红砖,北京不生产,都是从天津运来的。运到这里来以后,觉得红的跟民族古典建筑颜色不配,所以就拿灰砖砍,砍完以后手工磨,磨完以后一块一块添上去,把红色盖住。1952年,施工最紧张,一边盖2号楼、17号楼,一边开始平整校园、修马路,要迎接师生入校。修马路的队伍是辽宁来的。那时候北京没有掌握铺油技术的施工队,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所以是从辽宁调了队伍来的。由于工期进展顺利,学校1951年就开始全国招生了,到1952年,学校已有了一定规模,秋天就投入使用了。1953年盖18号楼,就是艺术系这栋带小礼堂的大楼。1954年盖6号楼,就是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在的这栋,以及12号楼,那时也叫干训楼。1955年盖1号楼。1959年盖老图书馆,就是今天的民族博物馆。为什么1号楼盖成这个样子?因为1955年以后,反大屋顶,认为铺张浪费,所以大屋顶就取消了;1号楼西边还剩下个女儿墙,结构跟6号楼类似,也全被砍掉了。值得提及的是,当年盖房子用的那些木头,几乎都是内蒙来的,乌兰夫是第一任院长,又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他了解学校建设的需要,说你们到内蒙拉去吧,所以就去内蒙古去拉木料。

 从1953年到1954年,校园边建设边绿化,绿化设计图是委托林业大学园艺系主任汪菊渊主持设计,具体操作是他的一个助手叫梁永斌。汪菊渊教授介绍他的设计指导思想时说,民族学院是多民族的院校,各个地方的人都有,所以设计绿化的树种比较多,布局上也不是整齐划一,而是自然状态的。我们学校的绿化还有一个特点,常青树比较多。当时除了清华、北大那些老校园,后建的学校里面,常青树比较多的要数咱们中央民族学院。

 1959年以后,由于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不好,校舍建设基本上就停滞了。因为建设跟不上,原来规划的校园也就收缩了。







[1] 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

[2] 指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Copyright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