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入学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就已经具有了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在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雄厚师资力量中，众多的正副教授们，同样具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两个专业区分。

       那时候，我们历史系众多知名正副教授们，与如今有些以“科研为主”自居的教授是不同的。在我们上学的那几年，历史系许多教授都是以教学为第一己任的，除了翁独健主任和林耀华副主任外，其他诸如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教授，以及张锡彤、徐宗元、王鍾翰、程溯洛、陈永龄、邝平章等众多教授，都是亲自上讲台给我们上课的。

       给我们上课的历史系知名教授们，都以各自渊博的知识和专长的学问，以他们多年钻研的学术心得，对我们进行殷切的教导和仔细的指引。他们对我们教育和指点，一直是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在各自几十年成长道路上，永不休止的前进动力。

        特别是，当时我们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年讲师。他们都已登上教学第一线，风采万分地以丰富的学识，给我们传授知识，他们的讲课也深受我们的欢迎。兴许是因为年岁稍近的缘故，这些中年老师平易近人的态度，更容易和我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例如历史学方面李文瑾、孙鉞、苏晋仁、贾敬颜等老师，民族学方面施联朱、宋蜀华、黄淑娉、朱宁、王辅仁、吴恒、陈凤贤，以及傅乐焕先生的夫人陈雪白等老师，都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每次返校必然要去拜访的师长。

        需要一提的是，因为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具有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历史系的许多教授们，也同样有历史学和民族学两个专业的区分。比如在给我们上课的教授中，在历史学方面的就有：张锡彤、徐宗元、王鍾翰、邝平章等教授；民族学方面的则有傅乐焕、石钟健、程溯洛、陈永龄等教授。此外，当时历史系还有一些担负着研究等任务，一直没给我们上课的知名教授，如：历史学的胡德煌教授，民族学的潘光旦、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教授等。

（历史系1960级徐亦亭）

 印象最深的是徐宗元教授。徐先生当时也就是四十开外，并不老，但他总是一副老先生的模样，经常穿一件蓝色中装，现在称汉服，与中山服不同。脚穿布鞋，冬天是夹棉的布棉鞋。还拄一柄文明棍。他学识渊博，口才也好，课讲得风趣幽默，把枯燥的先秦史，讲得像故事一样动听。往往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而无暇或忘记了记笔记。徐先生在课堂上，也常和同学开个小玩笑，来活跃课堂气氛。记得他上第一堂课，还搞了个点名。点到我时，他一字一板地叫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他说：叫对了吧！你父亲是老学究吗？给你起这样的名字难为人。我笑了，的确，从小学到高中，新入学点名时，老师总叫错。我说：叫对了，不过我父亲不是老学究。他又往下点，点到常明贤时，他叫成常明“铿”，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点到宋国强时，他说宋国不强。这些小花絮，拉近了师生的距离，令人难忘。可惜他英年早逝，我们毕业没几年，这位优秀的老师就病故了。

历史系的中青年教师也非常优秀。比如教蒙古史的贾敬颜先生，教藏族史的王辅仁先生等，贾、王二师都是北京人，都很有特点。贾师刚届中年，已有些秃顶，抽烟斗，很像老学究。王师与贾师年龄相若，但看上去年轻得多，他有鼻烟壶，只吸鼻烟。我是第一次见识吸鼻烟的。二位老师分别去过蒙区和藏区，口才也都好，课讲得都很生动。再年轻一些的还有吴恒、朱宁伉俪，吴老师教彝族史，朱老师教南方民族志。傅先生的夫人陈雪白老师，教东北民族志。李文瑾老师，教世界史。都十分敬业。李老师讲课脉络清晰，简明好记。朱老师人很优雅漂亮，课又讲得好，人又开朗，平易近人，我十分羡慕和赞美她。陈老师在东北做过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她讲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时，有十分生动的讲述，她讲“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样子，至今还留在我的印象里。

（历史系1960级何溥滢）